叶形状的布贴，陈念深则在布贴的背面绣“芸”字，针脚歪歪扭扭的，像个初学写字的孩子。“外公说他学绣花时，针扎破了手，血滴在布上，倒成了最好的胭脂色，”陈念深的指尖被针扎了下，血珠落在蓝布上，果然红得像朵小小的花。

收废品的老张送来个旧相框，是从废弃的画框里拆的，木质的边框刻着缠枝莲纹，与阿棠家阁楼的窗户花纹如出一辙。“把你们缝的布贴装进去，”老张用砂纸打磨着边框，“挂在37号的门廊上，也算给老两口的念想找个家。”

阿棠把布贴放进相框时，发现背面的木板上刻着行小字：“1956年秋，与芸共制”，字迹是陈知远的，旁边还有个小小的菊花印记，是用外婆的顶针盖的，像给半个世纪前的约定盖了个圆满的章。

夜里，阁楼的台灯下，两人继续整理陈知远的素描本。最后一页夹着张火车票，是1986年从青岛到上海的，座位号是“37”，与青石巷的门牌号遥相呼应。票根的背面写着：“终于能回去了，带了枫糖，够酿三坛菊花酒。”字迹的末尾有个小小的墨团，想必是写到激动处，笔尖顿了下，像把颤抖的心情都洇进了纸里。

“可惜没能赶上，”阿棠的声音有些发哑，“我外婆那年冬天就生了病，再也没能等到。”她突然想起外婆临终前攥着的蓝布条，当时以为是普通的布，现在才明白，那是在数着日子等这张车票。

陈念深从相机包拿出个小小的录音笔，按下播放键，里面传出段沙哑的录音，是用英语夹杂着中文说的：“阿芸，枫叶又红了，我把枫糖装进了你绣的布袋里，这次一定能赶上霜降……”背景里能听到风吹枫叶的沙沙声，像无数片叶子在替他说未尽的话。

“这是外公最后录的音，”陈念深的眼眶有些发红，“他说等回到青石巷，要把这段话说给野菊听。”

窗外的月光漫进阁楼，落在那张火车票上，37号的数字在光里泛着白，像个永远等在原地的坐标。阿棠突然想起外婆总在霜降这天往野菊根下埋块蓝布，说“布能吸着潮气，根须长得才稳”，现在才明白，那是在替没能回来的人，给牵挂找个落脚的地方。

第二天清晨，阿棠被一阵叮叮当当的响声吵醒。陈念深正用老张送来的铜锁改造门环，把陈知远皮箱上的“陈”字刻在铜环上，红漆刚涂好，在晨光里像团跳动的火焰。“外公说门环要响得脆些，”他用锤子轻轻敲着铜环，“这样远远就能听见回家的脚步声。”

小石头举着新买的蜡笔跑来，在37号的门柱上画了两个牵手的小人，一个穿着蓝布衫，一个背着画板，头顶上画着三十朵野菊，每朵都点着枫糖色的花蕊。“王老师说这样画，太爷爷和太奶奶就能看见了，”孩子仰着脸，鼻尖沾着红颜料，像只刚偷喝了枫糖浆的小松鼠。

阿棠把新缝的蓝布帘挂在门廊上，布面上用枫糖色的线绣着片枫叶，缺角的地方缝着半块玉佩的形状，风一吹，布帘飘动，玉佩的冰裂纹在布上投下细碎的影，像把时光的碎片都拼在了一起。

中午，两人去给野菊换土，发现根须己经缠上了那个装枫糖的玻璃罐，透明的罐壁上印着细密的根纹，像给甜蜜的约定裹了层绿色的网。陈念深蹲下去拍照时，突然发现罐底沉着些细小的银珠，是从阿婉的梅花扣上脱落的——老张昨天送来皮箱时，特意从锁扣上拆下的，说“银能镇着糖，甜得才长久”。

阿棠往土里埋着那坛新酿的菊花酒，坛口用蓝布条扎紧，打了个陈知远信里画过的结。“等明年霜降，”她用红绳在坛口系了片新采的枫叶，“我们就开封，也算替他们喝了这杯酒。”

下午，档案馆的王老师又带来个好消息，说找到了陈知远1986年的入境记录，只是到达日期比车票晚了半个月，那时阿棠的外婆己经不在了。“他在海关填的地址还是青石巷37号，”王老师指着记录上的字迹，“行李申报单里写着‘枫糖两罐，蓝布衫三件’，都是给你外婆的。”

陈念深突然想起皮箱夹层里的蓝布衫，果然是三件，每件的口袋里都装着片枫叶标本，叶脉里用细针写着日期，从离开那天到回来前的最后一个秋天，整整三十年，从未间断。“原来他每年都寄自己做的枫叶标本，”阿棠的指尖抚过标本，“只是那些信，外婆一封都没收到过。”

风卷着银杏叶掠过门廊，陈念深的相机又开始工作，这次拍的是那些未寄出的枫叶标本，每片都在阳光下透出细碎的孔，像无数双眼睛在看着这条巷子。他突然发现其中一片的背面贴着个小小的邮票，是加拿大的枫叶邮票，盖着与外婆信封上相同的邮戳，像两个时空的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