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典的还是“九锡之争”。赵王司马伦想学王莽搞“加九锡”篡位前戏，满朝文武集体装鹌鹑。只有刘颂拍案而起：“汉给曹魏加九锡，曹魏给晋加九锡，都是权宜之计！周勃霍光那么牛都没要九锡，您配吗？”气得司马伦党羽要杀人，幸亏同伙拦着：“刚杀了张华，再杀他舆论要崩！”

六、历史评价：法治理想国的“唐吉坷德”

回看刘颂的一生，简直就是行走的“法治矛盾体”：他首创“罪刑法定”原则，比西方早1000年提出“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”，却同时推崇看似野蛮的肉刑；他主张“君臣分权”，要求皇帝也不能任性判案，自己却敢抗旨赈灾。

这种矛盾恰恰折射出西晋的荒诞现实：当门阀士族忙着斗富炫富时，他埋头完善司法体系；当“八王之乱”的野心家们磨刀霍霍时，他坚持用法律框定权力边界。虽未能阻止西晋这辆狂奔向悬崖的马车，却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法治火种——唐代《永徽律疏》中“断罪皆须具引律令”的条文，依稀可见他的思想闪光。

结语：洛阳城最后的“法律侠”

公元300年，刘颂在光禄大夫任上溘然长逝。葬礼上，曾被肉刑提案吓哭的小偷送来挽联：“虽欲剁我手，终究存我命”；他平反过的冤民扶棺痛哭；而被他怼过的权臣们也不得不承认：“这老头虽然讨厌，但确实是个汉子”。

如今当我们吐槽“法律弹性太大”时，不妨想想这位1700年前的“法律直男”——他或许不懂圆滑世故，但用一生证明了：真正的法治精神，就是在所有人都妥协时，依然有人死磕条文；在全世界都沉默时，依然有人为正义发声。这大概就是历史长河中，最硬核的浪漫主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