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的争议。许多人认为，翁贵祥的行为极其恶劣，杀害了无辜的妻女，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而法院改判死缓的决定，被一些人视为对严重犯罪的纵容。

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也认为二审改判不当，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抗诉意见书。"翁贵祥杀害妻女，罪行极为严重，情节特别恶劣，民愤极大。"上海市检察院在意见书中写道，"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错误的，应当依法纠正。"

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到抗诉申请后，立即组成专案组对案件进行了全面审查。经过详细研究，最高检认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改判理由不能成立。

1981年3月26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49条的规定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。这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，依照法律程序，首次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。

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高度重视，组成了专门的合议庭进行审理，并提审了被告人翁贵祥。在审理过程中，合议庭认为翁贵祥杀死妻女，罪行极为严重，情节特别恶劣，民愤极大，原二审判决确有错误。

1981年5月16日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：撤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，维持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，被告人翁贵祥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

至此，这起引起广泛关注的家庭凶杀案终于尘埃落定。1981年5月下旬，翁贵祥被依法执行死刑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

西、案件背后的隐情与反思

翁贵祥故意杀人案虽然己经过去了40多年，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仍然深刻。这起看似简单的家庭凶杀案，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因素。

首先，从翁贵祥的个人情况来看，他的犯罪行为与其性格缺陷和心理问题密切相关。据了解，翁贵祥性格内向、多疑，且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倾向。他对妻子的控制欲极强，不允许她与其他男性有任何接触。这种不健康的家庭关系，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。

"他总是怀疑我在外面有男人，无论我怎么解释，他都不相信。"汪玲萍生前曾向一位好友抱怨，"有时候，我真的想离开他，但为了孩子，我忍了下来。"

其次，这起案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普遍问题。1980年代初，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传统的家庭观念受到冲击，离婚率开始上升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一些男性无法接受婚姻关系的变化，容易采取极端行为。

据统计，1980年中国的离婚率为0.7‰，虽然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很低，但相比1970年代己经有了明显上升。而翁贵祥正是这种社会变革中的一个极端案例。

此外，案件还反映了当时法律制度的不完善。1979年7月1日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，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。翁贵祥案是在这部新刑法实施后不久审理的，对于如何适用法律存在一些争议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132条规定："故意杀人的，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"但对于什么是"情节较轻"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，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难。

在翁贵祥案中，一审法院认为其犯罪情节严重，应判处死刑；而二审法院则认为可以适当从宽，改判死缓。这种分歧反映了当时司法实践中对死刑适用标准的不同理解。

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案的抗诉，也体现了检察机关对死刑适用的慎重态度。最高检认为，翁贵祥的行为属于"罪行极其严重，情节特别恶劣"，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这一立场后来成为了中国司法实践中对严重暴力犯罪的基本态度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翁贵祥案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第一案。这起案件的处理过程，为后来的抗诉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，推动了中国检察制度的发展。

从更广泛的角度看，翁贵祥案也引发了人们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。这起悲剧发生后，社会各界开始重视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干预，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救助机制也逐渐建立起来。

1995年，中国政府签署了《北京宣言》和《行动纲领》，承诺将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。2015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》，为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。